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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行本《論持久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供圖）
一
1938年，正值中國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也是決定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緊要關頭，毛澤東以其豐富的戰爭實踐和超越常人的政治智慧與敏銳洞察力，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論持久戰》的講演。
在這次講演中，毛澤東通過對中日雙方的力量對比，特別是對時代特點的分析，揭示了抗日戰爭的規律，精辟地論述了抗戰的前途、歷程和戰略戰術原則，得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科學結論，從而徹底地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論持久戰》是毛澤東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的軍事著作。它是一部偉大的馬列主義文獻，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軍事理論的杰出貢獻。全文共120小節，論述了21個問題，包括持久戰的三個階段、抗日的政治動員、兵民是勝利之本等內容。這篇文獻進一步堅定了中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心，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具體道路。
二
到1938年5月，飽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十分渴望戰爭的勝利。可是，對于戰爭的過程，以及能不能取得勝利、怎樣取得勝利，不少人處于迷茫之中。更消極的是，當時“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甚囂塵上。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對我國堅持長期抗戰將十分不利。因此，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為了探求指導中華民族取得抗戰勝利的方略，毛澤東閱讀多種哲學和軍事著作，進行理論研究，與實踐緊密結合，作出新的理論概括，進而用新的理論指導實踐。
為撰寫《論持久戰》，毛澤東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只要在延安能夠找到的哲學書籍，他都認真進行研讀。因為他深知，在抗日戰爭中，社會上之所以流傳著許多錯誤的觀點，是因為人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因此，毛澤東閱讀眾多哲學書籍，增加知識儲備。毛澤東在讀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一書時，寫下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在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時，在書眉和空白處留下了上萬字的批注；在讀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時，毛澤東更是一氣看完，專門撰文向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進行推薦，并重點探討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關系。
與此同時，毛澤東著重研究軍事問題。對中國古代軍事素有研究的毛澤東，這時又認真研讀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并在延安成立專門的研究小組，采取邊讀書邊討論的方法展開深入學習。毛澤東留下了大量讀書筆記，務求通過研讀《戰爭論》以及其他軍事著作，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這也是《戰爭論》中的一些觀點在毛澤東《論持久戰》中有所反映的原因。當時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延安學術界曾掀起一陣翻譯和學習《戰爭論》的熱潮。
《論持久戰》通篇充滿了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它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地、全面地研究和分析抗日戰爭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戰爭進程，始終著眼于戰爭的全局，研究和分析敵我雙方存在的矛盾，以及造成這些矛盾的種種因素，從而科學地預見抗日戰爭的走向，即：“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必須是持久戰。”
三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印發單行本《論持久戰》，各根據地官兵爭相傳閱。當月，漢口、重慶、桂林、西安等地的新華日報館，相繼出版鉛印訂正本。一時間，《論持久戰》供不應求，一掃國人心中的迷茫。
《論持久戰》不僅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及其軍隊也產生了影響。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將其基本精神向一些國民黨高級將領作了介紹。傅作義等人深為贊賞，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武漢會戰后的局面，也印證了《論持久戰》中所說的“抗日戰爭必將經歷的三個階段”，即：戰略防御階段、戰略相持階段、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隨后，經周恩來的同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將《論持久戰》中所蘊含的思想“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論持久戰》在國際上也引起重大反響。當時周恩來從武漢寄了一本給在香港的宋慶齡，請她幫忙翻譯成英文。讀完文章后的宋慶齡深為認同毛澤東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斷。她找到自己親近的朋友、記者愛潑斯坦等人，把《論持久戰》翻譯成了英文，準備在海外出版。毛澤東很重視這件事，為英文版寫了序言：“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論持久戰》在海外得到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極大地提升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國際影響力。
毛澤東以超乎常人的艱辛勞動和付出，通過深入研究，將豐富的革命戰爭實踐經驗升華為高度的理論概括，寫出了正確指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實踐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回答了當時人們回答不了的問題，解決了當時人們解決不了的矛盾，從而使人們對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和中國的前途命運有了清晰的認識，也大大提高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和信心。
